北大屠夫：北大教育给我划了道德底线 进假货不敢卖

新港人

北大屠夫：北大教育给我划了道德底线 进假货不敢卖

陆步轩，1965年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，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。2003年，因在西安街头卖肉的事被媒体曝出，被称为“北大屠夫”。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

2003年7月25日，陆步轩展示他的北大毕业证书。图/视觉中国

陆步轩在北大读书时。受访者供图

原标题：“北大屠夫”陆步轩：用三十年与“北大”和解

陆步轩看起来一点也不“北大”。年过五十，他有点驼背，皮肤黝黑，任由发根一截截发白。他每天要抽掉一包半二十块钱的烟，一边抽一边咳嗽，一笑露出被烟和茶染出褐色的门牙。

“我这个人就是穷命。”陆步轩说。尽管有“北大”和“商人”两个头衔加持，他仍然习惯把农村出身挂在嘴边。

未名湖边，“北大”曾是他改变命运的全部指望；猪肉摊上，“北大”又变成他羞于启齿的心头重压。

“好几年我都觉得读书没有用。”陆步轩一度收起书报，拎着酒瓶走进赌场；直到2003年“北大才子西安卖肉”的新闻引起轰动，他进入体制，工作12年后辞去公职，如今远赴广东重操猪肉生意。

“北大毕业还不是照样卖猪肉？”这句话曾经是他心头的一根刺，现在他开始反驳，“北大毕业卖猪肉都能卖成连锁店。”

我这人老实，不敢骗人，北大的教育也给我划了道德底线。毕业十年，我对北大的态度很矛盾，我因为北大的教育而清高，不屑于溜须拍马、蝇营狗苟，但是生活本身是庸俗的，这种清高与社会脱节。

2000年，我再次走投无路，只好关了商店，干起投入更小、回本更快的猪肉铺。这对我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，杀生害命在我的印象里是街头无赖才做的营生。可是一家老小要吃饭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，作为谋生手段，不干也得干了。

我们租了一间商铺，外边摆摊，拉个帘子里边睡觉。整片的猪进回来挂在那，我看着心里就发憷。

杀猪卖肉的事我没告诉父亲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同村人到县里来在摊位上看到我。父亲急忙赶来，父子对视，谁也说不出话，只有连声叹息。

我成了村里的反面典型，村民教育孩子好好学习，孩子张口就是“学习好有什么用，北大毕业都卖猪肉”。我很少回老家，回去也只躲在家里，不愿见人。

我自己也深刻觉得读书无用，所以也不重视孩子的教育。我家肉摊旁边是个小卖店，卖烟酒书报，我经常去买烟买酒，从来不买书买报，老板一直以为我是文盲。

自己看摊卖肉的时候非常累，经常从早上四点到下午三点吃不上一口饭，我一上午能喝十瓶啤酒，既解渴又饱腹。即使在那么累的日子里，我依然会想起在北大的时光。

“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”

我卖猪肉纯属歪打正着。我做生意实在，肉质好分量足，回头客越来越多。一开始一天只能卖半头猪，一年以后一天能卖12到15头猪。2001年，我挣了4万块钱，跟工薪阶层比是了不起的收入。

2003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事情被媒体曝出。“北大才子西安街头卖肉”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全国媒体开始讨论人才环境、用人机制等问题。我宁静的生活被打破，隐瞒日久的“北大”身份引起街坊邻里的关注。

我突然很恐慌，不知道是好是坏，随旁人热烈讨论，我刻意不看关于自己的报道，也开始回避媒体。店门照开，猪肉照卖。

舆论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无形的压力，不断有人邀我回体制内工作。当时我的肉店营利早已超过公务员工资，但是我依然选择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。

进入体制是为了完成我的夙愿，我是国家统招统分的大学生，原本就应该在体制内工作，是因为分配问题导致了我在社会上流浪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身份认同的问题。

我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了12年，作为主要力量参与编纂了两部年鉴、一部地方志。2016年7月，我们的地方志评审通过，8月我就提出了辞职。

我这个人不甘于平庸，五十岁了，接着工作下去一眼就能看到自己十年后的情况，退休、保健、等死。我不想等死。

北大带给我们最深刻的影响是自由和创新，我迫切地想要挣脱束缚，再干点事情。在猪肉档里浸淫多年，我再次瞄准这个行业，想要打造连锁品牌。前后两次卖猪肉我的心态完全不同，第一次是生活所迫，第二次是事业追求。

2013年，我回母校演讲，我说自己是北大的“丑角”，那是真心话。北大作为中国顶尖名校，培养的是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教育家，而我是个猪佬。

我回到北大同学的圈子里，也开始重新审视“北大”对我们的意义。这两年跟经商的同学交流，尤其是看到农产品领域大有作为，我的想法也变了。

如果不读北大，我可能猪肉也卖得不错，开两三家店面，衣食无忧度过一生。但是现在我的眼光不会仅仅局限于此，我要打造行业领先的品牌，做资本运作。既然进了这一行，就专注地把这行干好，这也是北大精神。既然不能改造世界，就扎扎实实去做一件事。

过去我拒绝“北大”的标签，北大是把双刃剑，你做得好，人说你是北大的，应该的；你稍有差池，人就嘲笑你，北大的就这水平。

现在经济条件好了，年龄也大了，就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了。我只希望在他们眼中，我是个真实的人。